蔡子強:遊行之後 (明報)

政治學大師Samuel P. Huntington曾說過:「If reform is an excuse for incomplete action, the revolution is an excuse for complete in action.( 如果「改革」是「不完全行動」的藉口,那麼「革命」則是「完全不行動」的藉口了。)」

我 (按:蔡子強) 今年剛好40歲,在我前半生影響自己最大的政治事件,並不是03年七一大遊行,而是89年的六四。……最後運動卻不能開花結果,反而賠上了很多年青的生命,在無比傷痛之餘,大家都陷入深切的反省之中。

在那個沉鬱的暑假,社運界在中大辦了一個檢討營,……我的答案是毋庸諱言,運動是失敗了,所以我們需要重新檢討民運的策略。但當時一位如今人盡皆識的社運急先鋒,與我激辯起來,批評我為什麼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新一波的民主運動將會來得很快,更加洶湧澎湃,到時便是民運收割的日子。我就反駁,說這類漂亮的說話,相信在反右和文革之後,都一定有人說過。

16年後的今天,……當年學生與政權內的改革派如趙紫陽拉倒,導致「破局」,對國內民運的影響,大家都見到。

很多年後我到台灣考察,與民進黨內的「學運世代」談起,他們說當年「野百合」學生運動,也曾深切從八九民運汲取了教訓,知道即使是幾偉大的民主理想,在適當的時候也應該「落地」,……所以在波瀾壯闊的連串絕食、靜坐、遊行、抗議後,還是毅然決定與當時國民黨內的改革派李登輝結盟,打擊保守派的郝伯村,結果當地的民主運動遂能開花結果。當然他們心底裏從來沒有把李登輝當作「民主救星」,也知道這是「浮士德」式的交易,但卻別無它法,……

有一次在梁文道主持的電視節目中,偶爾聽到嘉賓湯家驊如此說,政改方案拉倒無所謂,因為到了2011年時,追求民主的聲音一定會相較現在更加洶湧澎湃(大意如此)。可惜當時我不在現場,否則的話,我一定會告訴湯先生以上的故事,……

……劉細良上周在本欄提到,香港過去20年的政治文化,是沒有政治協商、只會不斷「破局」的怪圈。我一直支持遊行當日港人要出來遊行,好讓中央及特區政府知道民間對普選的訴求有多大,但卻一樣倡議遊行後民主派要適時妥協和落地。

如果倡議民主不是為了搶佔道德高地,而是要開花結果的話,梁文道上周在《明報》筆陣寫的一篇文章《我有看見普選的一天嗎?》,大家便要認真思考。

……說到責任,當然中央、特區政府以及工商界的落後和保守,責任更大。但問題是,民主派作為領導的責任,就是在面對如此保守的對手時,如何盡量擴大民主的成果。你可能會說這樣很不公平,但這也是任重道遠的地方。

有評論認為民主派應絲毫不讓,在政改問題絕不妥協。「民主並非嗟來之食」、「民主並非施捨」等,這類說話當然可輕易說得冠冕堂皇,但這令我想起柴玲當年在廣場說的「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究竟這類慷慨激昂的漂亮說話,對運動最後是否真的有幫助?……雖然都支持香港盡快實行普選,但卻從沒有真的想過要為民主拋頭顱,灑熱血。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長毛,……我們不是南韓,不是台灣,我們是香港。

「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革命則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社會條件。」……今天的香港,並不具備與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政改上打一場硬仗的條件,那麼退而求其次,尋求改革,就需要我們的政治領袖更加成熟,不是單單當一個空想口號家。

寫篇這樣的文章,預了給人批評是「投降主義」,甚至是「出賣民主」。但坦白寫出這些觀點及考慮,是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責任當前,不容退縮。

……以胡平的一段說話作結:「(投入一場運動)決不僅僅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證明自己的良心、實現真正的自我,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讓全世界向我們致敬……更重要的是,我們是為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功,是為了改進我們生存的環境,是為了讓所有的人能夠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

只有在這種自覺和清醒,講求成敗得失的「戰略理性」(strategicrationality)下,政治才能成就大業,而不單是追求個人道德上的自我救贖和夢囈。

資料來源:《明報》,2005年12月9日。


       發佈日期: Sunday December 25, 2005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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