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可否超越良心?

趙紫陽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已於星期六在北京舉行,而因泛民主派議員強行在立法會為趙紫陽病逝默哀,引致非泛民主派議員聯手杯葛會議,導致立法會發生「流會事件」的討論也漸漸歸於平靜,對於事件的評價也似乎塵埃落定。

社會的主流意見似乎認為事件有損立法會在公眾的形象,無論是泛民主派,還是非泛民主派,都做得不對,各打五十大板,主要理由在於各黨各派在事件中的行為都是「不守議會規則」(強行默哀)或「濫用議會規則」(聯手杯葛)的表現,這違背了立法會尊重法律的精神和形象。這個結論有其道理的地方,但是否符合公義的考慮?是否符合道德倫理的價值觀?這是本文想討論的問題。

就整件事情來看,似乎沒有一位議員認為「為趙紫陽病逝默哀」是錯誤的做法,聯手杯葛的議員也多次強調行動與默哀本身無關。正如曾鈺成說的「此事純屬會議違規,與政治絕無關係」,而田北俊更表示自由黨稍後會為趙紫陽去世感到惋惜和悲痛發表聲明(《都市日報》,一月二十日報道)。這反映出「為趙紫陽病逝默哀」本身不是一件錯事(最少聯手杯葛的大部份議員沒有這方面聲明或表態),只是立法會主席不批准默哀而已。換句話說,若立法會主席批准默哀,也沒有人認為是錯的。所以,「不准默哀」不是由於立法會議員覺得不對,只是立法會主席認為趙紫陽對香港的貢獻不及鄧小平。這個判斷是否合情?是否合理?我們是否應該接受這個說法呢?若我們都不能接受,那麼代表我們的立法會議員應該接受呢?

有評論認為問題不在於「主席不批准默哀」,而是主席的裁決應該遵守和受到尊重,這是議會的規則,良心不應超越法律和規則。今天,香港社會不斷高舉法律是衡量問題的最終標準,讓「法律」成為我們的共同信念和中心價值,這樣的「法律中心價值觀」所產生的道德和文化危機,很容易發展成一種麻木不仁的「理性墮落」,正如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藉宣布「上帝已死」呼喊社會愈來愈趨向唯物主義思維文化所帶來的道德困境。究竟法律規條之上,有沒有我們更應珍惜的價值?究竟怎樣的法治社會才是健康的法治文明?

《香港商報》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試問有賊『劫富濟貧』,是否有良心就可以超越法律?」(一月二十一日)筆者想,究竟為甚麼一個不為自己好處,滿有俠義心腸的人,甘願淪為盜賊,劫富濟貧,成為政府的敵人呢?一個政府的有效管治會出現義人變賊嗎?究竟是賊人「劫富濟貧」不道德,還是權貴透過法律和制度「劫貧自肥」不道德?孫中山先生違反大清法例,推翻滿清權貴(劫富),救黎民出禍國權貴股掌之中(濟貧),他的良心超越了法律,但他做錯了嗎?中國共產黨違反國民政府法例,打退國民政府權貴(劫富),救飽受欺壓的同胞出貪官污吏之手(濟貧),他們的良心超越了法律,但他們做錯了嗎?

同樣的邏輯,同樣的道理,同樣的道德良知,為甚麼昨是而今非?十五年前,趙紫陽違反黨的決定(準確點說是違反黨領袖們的決定)作出了道德抉擇,中國政府認為趙紫陽犯了「嚴重錯誤」;今天泛民主派議員違反主席裁決作出「為趙紫陽默哀」的選擇,公眾認為他們做錯了,要打五十大板。歷史給我們看到一幕又一幕「良心與法規」的交戰,也看到不少人生百態,作為基督徒應如何判斷這些事件的是非對錯?

法律的意義在於公義的彰顯,但法律往往受限於時代文化、制度典章和人為因素,故它不會是公義的唯一詮釋和代表。問題是若社會失去對良知的尊重和對「是非善惡」的執著,「法律」很容易被掌權的人利用來對付「付出了道德勇氣,堅守著公義良知」的異見者,就如電視劇《楚漢驕雄》所說「公道不在人心,是非在於時勢」。

當傳媒大眾匯聚成的主流民意認為「流會事件」純屬一件議員違規事件,按著「良心不應超越法律」的法理觀念,判下「各打五十大板」結論之時,筆者思考的卻是「法律又可否超越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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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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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發表於《時代論壇》 (www.christiantimes.org.hk) ,2005年2月1日,「時代講場」版。

       發佈日期: Friday March 18, 2005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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