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難做、僕人更難做

在早前,何榮漢君在講場發表了《下一站:三十(加一)──寫於政改方案未能得到三分二票數而被否決之後》(下稱「何文」),筆者在「發表意見」欄問了何君三個問題 (見「何文」) 。何君一星期前已就問題回應了,先多謝何君的分享。但因筆者事忙,一直找不到時間下筆回應,故請何君見諒。

對於何君的分享,筆者也談談自己的看法,讓不同論點給各方參考和思量,希望香港民主發展問題能向一個「深度」發展的討論和反思,筆者相信這樣的討論 (在社會上各個階層和各類媒體渠道的公眾討論) 對任何一個地方的政治體制發展都是有正面影響。

對於筆者的第一個問題,何君認為若泛民派 (或稱「非親政府派」) 在來屆 (二零零八年) 立法會選舉在議席上「未能過半」,「香港要進一步推進普選,難度就會更大,這是整個社會需要面對的困難。」(何君語) 坦白說,這也是筆者過往的想法 (認識筆者的朋友會理解這話,了解筆者一直以來在民主政治的立場和參與) ,但經歷了較多研究、探訪交談和觀察現實政治變化,筆者覺得這個看法或許要重新評估。

筆者工作之一是中華地區的政經發展研究,發現一個重要因素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發展 — 「如何加強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從而保障國家自身的利益。」這是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必然影響和心理變化。

中國現政府明白要在世界擁有「影響力」的發言權,除了「金錢」,還要「形象」。不論共產黨是否認同民主 (共產黨本來是以推動民主政治起家,跟台灣的民進黨相近,不知香港的民主政黨是否最終一樣?) ,他們也明白推行「民主政治」是發展自身形象必需工作。一個暴發戶可以得到別人的阿諛奉承,卻得不到別人的尊重,唯有建立一個明文國度,才能贏取別人的尊重,「影響力」才有發展和建立的基礎。筆者相信中國現政府內部的一些知識份子明白這一點,並嘗試影響政府決策。

筆者想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不一定對西方民主體制 (兩黨或以上的選舉政治和三權分立體制) 出現很大的改觀或重新評觀 (不過中國知識界對民主理論的討論確比香港深入和全面), 但中國共產黨發展較民主的政治體制是有其客觀因素需要和誘因,這是「形象」的考慮,也是有效「繼續」管治的考慮,也是國力向外推展的考慮,這包括兩岸和平統一和港澳特區有效管治的問題。

面對台灣的民主化和香港民主意識不斷提高和訴求逐步升溫,任何理性的執政政權都明白發展有效吸納民意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推行,問題是「如何做」。特別是台灣的統治階層已由普選產生,兩岸統一前提必是政治上民主意識的認同,在這前提下,中國最具體表示認同的做法,就是讓港澳特區發展選舉政治,推行普選制度。

在這樣理解基礎上,香港要進一步推進普選不在於泛民派是否過半立法會議席,而是中央政府的步署進度和對香港政治情況的研判 (包含對美、日、英的各樣政治動作) 。這已反映在湯家驊提出與商界合作推進普選和田北俊建議分階段撤銷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到二零二零年全面撤銷 (筆者相信這是一個「叫價」,等交換條件提出) 等政治動作,加上曾蔭權承諾在二零零七年提交政改路線圖和時間表,故普選進度與泛民派政治版圖變化的關係會漸漸減少,甚至中央可能計劃在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前,把香港「普選」議題作過了斷,嘗試把立法會選舉議題由「泛政治」交峰 (民主、普選爭論) 轉移集中「公共政策」討論,在民主意識日益高漲的社會氣氛下,這是一個較具公平競爭的「戰場」(當然多年發展下來,各政黨派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鐵票選民」),然而這策略是否奏效,很大程度取決於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或「政改方案」是否得到大部份港人接受,特別是媒體的反應、學者的意見和不同層次「泛政治」群體的行動。

不過,「普選」議題已進入「待決」階段,除非中國內地出現重大的政治變局,否則,筆者估計「普選」進度可能在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前有個較明確的勾劃。

至於筆者第二個問題,即「泛民辭職」問題。何君認為不太合適,給人過於對抗性的印象,如果勝了,泛民可能會變得騎虎難下,更難面對再一次受到阻撓的政治困境,而且沒有十足補選成功的把握。

何君的意見,筆者覺得有點矛盾。泛民派議員否決政改方案目的是甚麼?是盡力爭取盡快普選,故強烈要求政府交出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他們認為這是絕大多數港人意願。問題是現在特區政府最終沒有交出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也表明二零一二年之前,香港政制沒有重大改革,這是他們估計和接受的結果嗎?若泛民派認為「普選」是港人堅持的政治理想,藉議題正是「熱騰騰」,借辭職補選展示政治肌肉,把香港民主運動再加溫,迫政府和其他黨派談判和協商,盡快訂出普選方案,為甚麼會擔心「給人過於對抗性的印象」?他們不是一直代表多數港人爭取普選形式的民主政治嗎?「如果勝了,泛民可能會變得騎虎難下」,這個更是難以明白的想法。如果勝了,反映民意強大支持,為甚麼會「騎虎難下」?不是進一步把民主運動推進,為盡快普選奠定更穩實的民意基礎?究竟這隻「虎」是指甚麼呢?

香港不是一個擁有政治實權的地方,重大的政治改革需要中央政府首肯,方可取得進展,對於這個政治現實,相信大部份港人都了解。故作為從政者在香港爭取民主政治可以有兩種政治路線的選擇,其一,與中央建立良好和互信關係,逐步把民主政治推進,就是只得寸進,也要落實,再而深化,如中國經濟改革般,發展到某一程度,很難受個人或執政者意志所左右,但選擇這種路線的從政者與趨炎附勢的政客表面上很難分別,外界多有批評和誤解,而且這進程越長又或最後失敗,或許只得「含冤」,就是成功了,市民也許認為你是趨炎附勢的政客,這是選擇這路線的從政者要有的心理準備。

其二,堅持政治理想與當權者據理力爭,以盡快達到政治理想為目標。這是今天泛民派選取的政治路線,故有不惜與中央和特區政府抗爭,否決政改方案的行為選擇。但否決政改方案後,下一步如何?就是跟政府一齊原地踏步?走回溫和路線在細節上修修改改,和其他政黨協商?這是甚麼政黨?路線左搖右擺,爭取策略進退失據,最後等下屆選舉作結,希望這不是泛民派的想法和寫照。

筆者認為選強硬政治路線,還是選懷柔政治路線,本質上不是政治道德問題,是從政者對當地現實政治判斷和政治抱負問題,只要從政者的選擇基於造福群眾,這就是僕人心態。影響這個思考的心魔,導致政治道德問題出現是「英雄感」作祟問題,考慮到自己的得失和名聲受損,最後作出不符群眾利益的選擇。

筆者要強調的是想作「英雄」的政客不一定被認同是政治上的英雄。作為帶領群眾爭取政治理想實現的「英雄」,是要冒極大的風險,付出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實不易為;但對於一些為政治理想、為自己同胞、為群眾的默默付出從政者,筆者覺得更難能可貴,因為這類政治上的僕人實在很少很少!

註:本文發表於《時代論壇》,2006年1月13日,「時代講場」版。


       發佈日期: Friday January 13, 2006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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