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發展的反思- 從「洋務運動」到區域經濟發展

1860年,英法聯軍戰役後,滿清政府真正體驗到西方國家船堅砲利的威力和威脅,加上太平天國的內憂,逐決定進行改革,學習西洋技術,以圖富國強兵。結果,在1861年開始了歷時35年的「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大量購製外國船砲,輸入西方科學知識,訓練技術和外交人才,設立招商局,開辦營商大企業,建立現代化海軍,發展鋼鐵工業,務求重建清廷威信和統治實力。其結果如何呢?1895年,耗資數千萬兩白銀,總排水量達三萬餘噸,由英人琅威理 (W.M. Lang) 為教官,以當時來說為世界第八大艦隊-「北洋艦隊」(李鴻章於1888年建立),竟在威海衛的劉公島敗於規模和設備均不及她的日本海軍,全軍覆沒於這場中日甲午海戰,洋務運動也隨這場戰爭的慘敗而結束。

 問題是就規模和設備於當時排名世界第八位的「北洋艦隊」為甚麼會慘敗給比她規模細的日本海軍?問題是歷時35年之久,花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洋務運動」為甚麼未能有效地「富國強兵」?最後換來只是一敗塗地,究竟錯在那些地方?
不同的學者,也許有不同的觀點角度,但「敗在何處」總有幾點重要的共識:
一、敗在派系鬥爭。
二、敗在制度腐敗。
三、敗在不求甚解,流於表面的學習和改革。

整個洋務運動的重心放在「師夷之長技」,期以制夷,盼能平亂,卻沒有深究過「長技」之所以成功,其真正原因是甚麼?船堅砲利不難學到,但「船堅砲利」如何配合國家運作和發展以達致「國運興隆」才是關鍵。我們有否好好的思考過這個歷史教訓?特區政府在制訂施政方針時有沒有做到「以古鑑今」的考慮?

特區政府成立之初,恰巧踫上了「亞洲金融風暴」,樓價隨之迅速下滑,資產泡沫爆破,加上整個東南亞經濟出現嚴重衰退,香港經濟也不能幸免地被受衝擊,失業率急速上升。當時有不少人認為香港經濟之所以如此不濟,是在於過往的一段日子香港經濟過份依賴房地產和金融行業的支配,忽視了工業經濟的重要性,導致經濟根基薄弱。故此,金融風暴過後,特區政府積極考慮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轉型方案,進行策略性的產業政策計劃,而又踫上全球高科技熱潮,故甚麼數碼港、中藥港、亞洲物流中心等等,隨之紛紛出台;其政策核心是「把香港成為亞洲區最一流的高科技城市」或如特區政府在最新一份政策文件《2001年「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數碼香港連結全球》(簡稱「數碼21」)所說的「……建基於香港本身已奠定的穩固基礎,採用資訊科技把香港發展成為一個領先的電子商務社會和國際數碼城市」,期以享受到美國式的「科技繁榮」。百多年前的滿清朝廷和百多年後的特區政府,同樣以「船堅砲利」式的「洋務運動」,以圖達致「自強」、「富國」的管治理想,情況叫人憂心。

第一個要弄清楚的問題是美國如何藉著科技發展帶來長期的經濟繁榮?其「科技繁榮」背後有甚麼因素配合?為甚麼科技水平強如日本等國家卻在同一時期面對嚴重的經濟衰退?根據Chaner InState資料顯示,自1995至2000年半導體的全球銷售額中,美國的全球巿場佔有率平均為32.4%居首位,其次是日本的23.8%,接近整個歐洲(24.6%)或亞太區(22.7%)的巿場佔有率,但日本的經濟蕭條歷時十年有多,至今依然沒有改善跡象。被英國傳媒譽為「世界軟件中心」的印度,其擁有軟件編制人才僅次於美國,高居世界第二位,而其軟件產業發展速度卻快美國1倍,卻仍處於發展中國家狀態;其10億多人口中,超過一半以上為貧困階層,貧富差距嚴重!是甚麼原因「科技繁榮」沒有在這些地方出現?正如百多年前,英法用堅船利砲打敗了滿清政府,滿清政府同樣以堅船利砲方法,卻戰敗給日本!我們是否應先弄清楚箇中的成敗關鍵,看看我們「應該」做些甚麼和「可以」做甚麼。

1993年2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副總統戈爾公布了一份名為《有助美國經濟增長的技術:增強經濟實力的新方向》的文件,文件為美國未來科技政策定立了新的方向。該文件的重點是改變傳統的科技政策,把過往以軍事國防為重心的科研政策轉變過來,把科技發展轉移到促進經濟增長的新方向上。文件更指出傳統的科技政策只適用於前一代的人。到1993年11月23日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及在1994年8月3日發表了自1979年以來第一份關於科技政策的總統宣言—《科學與國家利益》﹙Scienc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成為一份為美國經濟開創新時代的政策文件。克林頓政府的科技政策重心在於改變了在冷戰時代的「任務導向型」的科技政策,把本來強調以基礎科學研究以支援國防部、航空和航天局及有關政府機構,從事與軍事有關的技術研究,轉變為加強民用科技投入,加強政企合作把新技術推向市場,促進科技的商業化,改變「重軍輕民」的科技政策和格局,透過職工培訓、教育政策、稅務政策和外貿政策來促進技術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以科技政策新方向帶領美國經濟進入新的增長期。美國的「科技繁榮」成於資源配置策略成功,善用市場功能和寬鬆的思考學習環境,這些都比發展高科技本身重要。

第二個要思考的問題是香港有條件走以高科技為產業重心的經濟體嗎?事實上,這是很多人的疑問。有不少論者認為香港起步太遲,遠較區內其他競爭對手落後,單是中國在1993年已有120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其中國家級達52個,形成14條高技術產業走廊,現在發展較成熟位於北京的中關村已與不少外國大企業和科研機構合作開發和研究的工作,而上海更全力在中國建立最大的高技術產業區,集中生化工程研究,發展「中國藥谷」計劃;此外台灣在1980年已於新竹建立了第一個科學園,於97年3月位於台南科學園開幕,並於97年發展科技島﹙high-tech island﹚計劃,名為「宏碁渴望村」,估計到2010年產值達2000億台幣。而南韓於1973年完成大德﹙Taedok﹚科學城,並於89年進行科技帶﹙technobelt﹚計劃。新加坡也於1980年完成第一個科學園,亦於92年進行智慧島﹙intelligent island﹚計劃。此外,印度在1996年已經建立了9個軟件技術園,而香港到今天連一個高科技產業區也沒有。更重要的是科技發展和研究是一種「知識型勞動密集」產業,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產業,招聘大量高質人才進行科技研究和開發工作是基本的,但對香港來說這個成本相當昂貴,即使研製成功,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因成本昂貴而受阻礙。事實上,香港發展高科技產業最大的問題不是落後於其他地區,也不是人才缺乏,而是香港是一個「都會型經濟」的城市,其物價水平高和從事研究的機會成本大,均不利香港發展高科技產業。

那麼,我們要考慮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應該是香港經濟有何發展出路?其實,香港特區政府也體會到香港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問題和困難。在1999年6月發佈的《創新科技委員會第二份報告﹙最後報告﹚》中指出「香港不應致力於與其競爭優勢不符的尖端科技。香港應該強調各行各業創新,包括改善技術和方法、打進新的市場層面,及從事較高檔的活動。」委員會更建議「香港除了要維持其貿易、金融、運輸和通訊中心地位,亦致力發展成為創新及科技中心。」而所謂「創新及科技中心」其主要內容是在資訊科技應用和發展上領先全球的城市之一,特別在互聯網、電子商務和軟件工程方面;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產品設計中心;多媒體資訊及娛樂服務的地區中心,世界聞名的中藥研製中心;高檔次產品和部件的主要供應地;在區內成為專業與科技人才的供應中心和內地與世界各地技術轉移的中介地。但在今年5月公布的「數碼21」具體落實的政策則側重於科技普遍應用方向,建立電子政府,發展有利電子商務發展的營商環境及相關措施。

我們相信「數碼21」的政策取向有其施政的實質考慮和制約。在1998年11月萬維網聯盟﹙W3C﹚[1]在香港成立第一個中國境內的辦事處,在亞洲區內只有日本和香港設有辦事處,主要推動地區內各界共同開發全球通用的中文互聯網應用技術,一般認為這項技術將成為互聯網日後主要發展之一,因為根據不少統計顯示華人將會成為網上最大族群。而根據世界銀行統計,1996年香港在電腦擁有比例為每千人有150.5,高於日本的128,與法國的150.7接近,更遠高於被譽為「世界軟件中心」印度的1.5;至於在1997年香港在互聯網站點擁有比例為每千人有74.84,與日本的75.80接近,高於法國的49.86和印度的0.05。若根據另一份由聯合國發布《人力發展報告》指出在1998年香港在互聯網站點擁有比例為每千人有20.50,高於日本的11和新加坡的15.1。無論那一份報告也好,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香港在高科技應用和消費方面並不落後,而且在新的信息科技應用上更是發展得相當快的地區。如特區政府在「數碼21」所說:「發揮香港擁有的內在優勢」。這是否說問題已經解決了,發展以高科技產品應用和推廣為主的高科技政策將有助香港經濟轉型和發展?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學界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提出質疑,引入規模經濟、學習曲線和動態創新理論藉以建立新國際貿易模型,提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理念,其中討論到政府應否施行「扶植高附加值產業部門」的產業政策。問題之一是如何識別那些產業是屬於值得扶助的高附加值產業?所謂「附加值」在經濟學一般的意義是扣除中間投產資源成本的剩餘部分,「高附加值」就是這剩餘部分的幅度大小。問題是一個產業比其他產業能獲得較高的利潤,是因為僱用了同樣質素的勞動力而收取較高收益,還是僱用了更熟練和質素高的工人在支付較高生產成本下,透過較高收費而獲取較高利潤?若是前者,這些產業就能取得較大份額的「租」,即生產資源轉到更有效率的產業或生產方法進行生產下,生產者剩餘上升,這是生產效率改善的資源回報增加的例子;若是後者,高附加值是透過昂貴的生產成本和壟斷市場的力量,取得較高的資源經濟回報,這可能是單純資源競爭和重新分配下的經濟結果,競爭帶來生產成本上升,並市場價格上升幅度大於生產成本上升幅度的結果,不一定存在生產效率的提升,若這樣,似乎沒有理由去扶持這些「高工資、高售價」產業。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沒有有效方法提升本地勞動力質素的情況下,試圖扶植高工資產業發展,這將會造成低技術工人的失業加劇,社會不穩的變數增加。而且扶助政策的實施不一定有利有關產業或其他產業的發展,反而容易造成「壟斷」情況出現。

那麼,香港經濟發展可有出路?當日滿清政府推行「洋務運動」時候,只知道「船堅砲利」,不明白西方國家真正強盛的原因是在於她們有一個相對讓人民自由思考、發揮才能的政治制度、法律精神和教育系統,這些都是孕育自由巿場的基礎。就正如上文提到美國的「科技繁榮」一樣,背後的因素往往不是「硬件」問題,而是「軟件」問題。有些人可能不大明白在港英政府年代,政府沒有如西方工業國家般推行較全面的民主政治,但香港自由巿場運作卻相當有效率。事實上,港英的主要管治技巧正在於透過高效率的行政部門提供較為全面的社會服務,緩和因經濟發展而引致的分配不均之負面影響。此外,港英政府亦設計了一套權力互相制衡的諮詢機制藉以疏導不滿的民情、掌握民眾情緒,令政策更能及時對症下藥。另加上一個有階級對流機制的社會結構,公平公開和獨立的法律體系,藉此減少激進的社會運動產主。在這個佈局下,港英政府即使未有推行全面的民主制度,也能穩定其管治權力,再以積極的自由經濟政策吸引外資,從而發展成經濟蓬勃的現代化都會[2]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洋務運動」敗於派系鬥爭,派系鬥爭部份出於民族情緒和尊嚴的不同理解,更多應是出於利益的衝突。今天,我們不時聽到「上海威脅香港」的言論,或是「內地經濟取代香港地位」的想法,故此「中國入世」對香港產生了相當矛盾的情緒,因為禍福難料。這點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香港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地區一樣,所面對的均是與鄰近地區競爭和合作的區域性策略問題,但對於「全球化」發展卻是真正的挑戰。「全球化」所帶來的劇烈競爭,跨國企業帶來的不完全競爭巿場格局,多變的經營戰略,人才的四處爭奪等,構成了複雜難測的將來。跨國企業富可敵國,已不是一個地區可輕易應付的問題,而且「全球化」真正要比試的是人才質素,這就是測試雙方的教育制度和成果;但不同地區有其不同的局限,每個地區的教育制度有其限制,每個地區的人才亦有其局限和特長,唯有透過合作才能互補長短,充分發揮。在現實情況下,與鄰近地區加強合作是較為可取的政策,故此香港產業政策的策劃應多加考慮港粵兩地經濟合作的需要,建立一個穩健的華南經濟合作區,將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

參考書目:

  1.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1978年。
  2. 傅仲俠等,《中國軍事史》(下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3. 余建華、季惠群,《改變歷史的100次戰爭》,台北:生智出版社,1995年。
  4. Paul Krugman (e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6.

    【註釋】

    [1] 萬維網聯盟成立於199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宗旨是為聯盟成員提供一個公開的園地,促進互聯網的發展。聯盟在美國、歐洲和日本設立辦事處。

    [2] 參考饒美蛟、楊偉文, “論香港區域諮詢制度之發展歷史及其政經功能” ,《亞洲研究》,第37期,2000年12月18日,頁260 - 271。

    【作者:楊偉文】

    本文原文已載於《嶺南評論》(嶺南大學評論刊物) 總第3期,2001年7月,5 – 8 頁。本文是新修訂版。


           發佈日期: Tuesday March 29, 2005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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