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的反思

「領匯事件」對香港人來說有甚麼啟發和意義呢?對渴望民主的我們有甚麼提醒呢?這是「領匯事件」給筆者的觸動和再次反思的主要方向和內容。

據不同傳媒的報導,領匯上市訴訟案的其中一個爭論點是提出司法覆核一方在臨近上市一刻才進行訴訟,利用法律賦予的合法程序,讓領匯胎死腹中。提出司法覆核的一方和部份法律界人士提出的解釋主要有兩點:

1.          提出訴訟前,要先看領匯上市的招股書才可提出司法覆核,故他們否認刻意延遲提出訴訟。

2.          領匯上市難產的罪魁禍首,是特區政府在招股書中沒有寫明「預見可能有官司」,而非提出訴訟一方「搞事」。因為,特區政府有錯在先,怪不得誰。

關於第1點的解釋,據筆者了解要求司法覆核一方提出的訴訟理據是《房屋條例》第4條,質疑房委會把轄下商場和停車場設施私有化的合法性。若就這一點提出司法覆核,為甚麼提出訴訟的一方不在今年8月,特區政府正式發放新聞稿宣布有關私有化決定和領匯上市安排時 (政府新聞稿在2004811日發放,同日領匯行政總裁蘇慶和會見傳媒介紹領匯運作),提出司法覆核?究竟現在提出司法覆核的理據與招股書內容有多大關係?似乎提出訴訟一方和法律界人士也沒有清楚交待。

據筆者資料搜集所得,領匯在今年7月成立,8月特區政府發放新聞稿公布,11月為領匯上市進行路演。在這段期間,最早提出質詢是1020日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的提問,而陶君行在1118日與領匯行政總裁蘇慶和會面後表示擔心公眾利益受損。直至1122日,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講解領匯安排後,才有反對房委會有關私有化聲音出現。問題是在8月至10月的三個月期間,由特區政府發放新聞稿到劉慧卿議員在立法會就有關安排提出質詢,沒有一位議員表示要提出司法覆核!直至128日下午才有議員協助公屋居民入稟法院要求與招股書無關的司法覆核。這樣的訴訟安排是否有延誤之嫌?

或許提出訴訟一方和部份法律界人士會指出這是司法程序所容許,是公民的權利,是合法的。筆者當然明白在今日高舉「法律中心價值」的香港社會,這是最好的辯解理據,問題是合乎法律程序是否代表行動的公義性?利用法律程序的空間爭取最大的勝數是否法律本初的精神?當我們責怪特區政府強行要求終院縮短上訴期限時,有否反思法律程序是否被利用呢?

關於第2點的解釋,特區政府有錯在先,在招股書中沒有寫明「預見可能有官司」,所以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導致領匯上市難產也不能怪責。這是否說明法律的公義只在於法律條文上的理據合法,社會的倫理標準只在於法律上誰人錯先,誰人不小心呢?這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法治社會嗎?只要在法律上講得通就是公義嗎?

就紅灣半島到領匯事件,梁文道先生在《明報》撰文,指出這些事件反映香港的「現代價值觀」接近國際水平,並舉出紐約和英國的例子加以證明。究竟是否事無大小輕重,只要找到對方出錯,法律上存在可辯性,就應提出訴訟,這就是「現代價值觀」嗎?保羅.坎伯士 (Paul F. Campos) 在其著作《法律狂》(Jurismania) 一書,曾這樣說:「美國法律的病態正是我們大眾文化對於理性的『非理性』崇拜的症候群之一。所謂『法律狂』,其基本就是『追求合理化的偏執狂』。」究竟這種「法律的暴飲暴食」(legal gluttony ),是維護了社會的公義,還是摧毀著我們公義的價值觀?究竟我們現在的法律公義是法律形式上的公義,還是良知深處的問心無愧?

這除了「領匯事件」給筆者的觸動和反思外,也是作為一個一直支持民主政制的市民對發表《聖誕宣言》的134位學者提出的質詢,在反對「黑手論」之餘,有否想過如何監察政客的政治操作對公義可能存在的損害。

【作者:楊偉文】


本文已刊於《信報財經新聞》,「評論-中港評論」版, 2004年12月29日,p23。


       發佈日期: Friday April 08, 2005 H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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