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董會法團化」給教會的挑戰和機遇

約三星期前,收到胡仕揚弟兄的電郵,問筆者可否寫一篇短文回應一下有關立法會剛通過的《2002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俗稱「校本條例」,13間教會辦學團體則稱為「法團校董會條例」,刊憲後,正式成為《2004年教育 (修訂) 條例》(下稱《條例》)

其實,筆者只是一個在大學從事經濟研究工作的人,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問題認識並不深,可能是仕揚見筆者有興趣寫作,又出席了由GCFFES和《時代論壇》合辦的「第三隻眼睛看《校本條例》:多元社會下的教會辦學」座談會,故給筆者一個機會在《網上畢解》過下「筆癮」。

寫東西給人看是一件危險的事 (但必須有些人去做這些工作),需要認真和謹慎的態度。所以,落筆之前,筆者盡力在工餘時間做好一些資料收集的準備工夫,不單是民間的討論,還看了一些相關的學術研究和有關條例的原文,希望文章能給讀者對事情多一點準確了解。當然,筆者始終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或局中人,總有些問題是筆者忽略了,未有給予適當的考慮,希望讀者見諒和多用懷疑的態度去閱讀本文。

環繞著《條例》討論的問題是有好幾方面的,有的談到教育專業化問題,有的說到「校政民主化」爭辯,有的擔心是「去基督教化」陰謀,也有些反思到教會辦學原則和使命,更有的關心到政治上步署,意識形態的攻防戰,還有些推想到「學券制」的推行,想法五花八門,言論各適各式。今天,筆者只想先思考兩個問題,第一,「校本條例」爭論最激烈的是政府與基督教和天主教為主的辦學團體,究竟政府為甚麼這樣積極推行《條例》?對政府有甚麼好處?而基督教和天主教辦學團體又為甚麼這麼強烈反對「校董會法團化」?第二,「校董會法團化」對香港教育生態最終帶來甚麼影響?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

究竟政府為甚麼這樣積極推行《條例》?或許,我們先來聽一個相關的故事。

在九七至九八年間,香港經歷了一場金融風暴。之後,政府面對的財赤壓力越趨嚴重,政府所有部門都被要求共同承擔,一同減輕政府的財務開支。當年,教育署一聲令下,規定所有校長年滿60歲,沒有特殊理由,一律必須退休,結果是教育署與辦學團體對簿公堂,最後,教育署敗訴。不久,教育署就制定了《校本管理諮詢文件》,這就是現在我們見到的《條例》主要內容。(有關故事可參考何漢權(2002),《我也在乎》,第22 – 23 頁。)

據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彭新強教授在1999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香港學校管理改革:回顧與展望》,指出教育署與津貼學校長期維持著一個鬆散結合的關係 (loose coupling),學校或辦學團體擁有較大的自主權,政府的教育政策往往不能廣泛推行,甚或受到扭曲和延誤,常處於逆水行舟之難。

在財赤壓力下,有助削減開支的政策不能不辦;面對民意越來越影響政策的年代,廣泛諮詢、游說工作徒添推行政策者的麻煩。筆者估計,若教統局想削弱辦學團體的權力以營造有利環境給日後的政策推行,現在的《條例》是一個很好的方案,透過「權力分散」策略把辦學團體的權力削減,而政府權力卻得以保留,兼有一石二鳥之效。據《條例》第40CB條規定,若資助學校轉成為直資學校,可向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申請不設法團校董會,間接地鼓勵辦學團體轉辦直資學校,這可減少政府不少資助。這可能就是香港理工大學林本利博士在今期(85)《壹週刊》寫的「將來全港數百間天主教和聖公會學校轉為直資,《校本條例》實應記一功。」

從客觀效果來看,辦學團體的權力無可避免被削減,故辦學團體的不滿和反對是容易理解的,對聖公會和天主教一類大型的辦學團體更是一件頭痛的事。據《條例》的修訂內容,《教育條例》第30條將加入新條文申明「申請人已註冊為5間或多於5間學校的校董,常任秘書長可拒絕將申請人註冊為該校的校董。」大家試想想對一些開辦過百間學校的辦學團體,她們若要維持每個法團校董會有足夠的辦學團體校董,這則需要邀請多幾倍的教友出任校董工作,適合又願意的人選是否足夠?這是頭痛之一。不要說家長、教員、校友和獨立人士會與辦學團體校董意見相左,辦學團體要尋求辦學團體校董意見一致也比過往困難了很多,正是「人多意見亂」,看看教會的執事同工會可知一二,這是頭痛之二。不過這些看法都是偏向權力和利益的分析,只是一個片面,並不完全。

教會一直強調一點,法團校董會令教會難以堅持其辦學的原則和理想,而遠非教統局申明「有得教聖經」這樣膚淺的理解。究竟法團校董會對教會辦學帶來甚麼衝擊?或許,我們先來聽聽兩個故事。

近日,由於港九拯溺員工總會發起罷工,導致康文署屬下的泳池及泳灘有限開放,這事令部份家長不滿,認為救生員罷工不負責任,令其子女不能如期參加游泳班的學習。筆者想這些習泳的小孩從他們的父母身上學習到是甚麼樣的一套價值觀?救生員罷工不負責任是因為子女不能如期參加游泳班的學習,那麼這些家長有沒有關心到救生員的待遇是否合理?今天香港社會的受薪階層有沒有得到合理聘用?這些家長有沒有考慮到子女最大的利益不是今天能否如期參加游泳班的學習,而是子女能否孕育出一份懷抱天下的價值觀。

另一個故事是發生在一間教會內,這教會幾年前有意開展新移民的事工,故開辦了一個附有補習服務的青少年團契,也令這些新移民父母有機會來到教會。早前,該教會希望把這個以新移民為主的青少年團契與教會另一個以教友子女為主的青少年團契合併,但受到教友家長反對,怕自已的子女受到這些新移民青少年影響。筆者想這些教友家長若成為家長校董,他/她是否能全力支持教會堅持照顧寡婦孤兒,幫助貧窮無助的宗教信念來辦學呢?大家不要忘記這些家長是代表其子女在校利益,他們關心並不是道德情操的堅持與實踐,而是其子女學業成積、升學機會、朋輩影響會否因這些宗教信念帶來負面影響。筆者估計,這就是教會擔心之處。

老實說,《條例》確能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和問責性,對一些家庭式作業的校董會,辦學馬虎、權力混亂的辦學團體是有一定監管和修正作用。問題是《條例》會導向香港教育生態更傾向消費主義掛帥的境地,整個教育核心更強調效益價值、功利主義,人民質素最終下降至「競爭為主,成敗為繩」的野獸級別。

我們要明白「教育」是一種「價值事業」,更是一種「良知事業」,辦學團體若失去其保護「德、智、體、群、美」多元價值和「愛與良知」情操培養的能力或堅持,這是整個教育的危機。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程介明教授在其著作《政治變動中的香港教育》中曾指出教育機構為下一代提供教育,並不只是向家長或學生交代、或向政府向議員向報界交代,她們還要向自已的專業良知、專業責任交代。於教育領域,一個理想的問責機制最少包括消費者(學生和家長) 問責、行政問責和專業問責等三方面。

若要問「校董會法團化」對香港教育生態最終帶來甚麼影響?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就要看看這政策能否平衡到消費者問責、行政問責和專業問責這三方面有效互動,若《條例》影響到教育機構未能堅持「德、智、體、群、美」多元價值的提倡和愛心的培養,「校董會法團化」肯定是弊多利少。

最後,作為一個基督徒,想向教會進言幾句。如果教會是要擔心校董會法團化後,辦學的理念會因家長或其他非辦學團體校董反對而難以堅持和執行,某個層面來說,教會過去所堅持的辦學理念是「不真實」的,因為這些理念從來沒有植根於別人心中,教會只是依靠權力執行其教育的理念,而不是真正「教育」來到學校的學生和關心學校的家長,所以權力一旦被削,便惶恐不安,怕辦學理念不能維持,這是一種可等脆弱的境象。作為信徒領袖的教會,我們有否認真思量過「真正的傳福音」是怎樣的?或許,這次《條例》通過,對教會反倒是一件美事,因為真正把辦學的理念、基督的精神留傳下來的不是靠「權力」,而是「人心」,認真做好「教育」的工作,是治本之法,是 上帝給我們的託付。

【作者:楊偉文】

本文刊於《網上畢解》第132期,2004年8月12日。


       發佈日期: Friday November 25, 2005 HKT


Copyright 2005® 文章版權為 【偉文文庫】 所有
聯絡電郵:raymond.yeung@datayard.com
轉載或引用時請註明文章出處和作者署名。
System Powered by DataYard.com